锡安主义与纳粹主义：字面上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

1934年9月，约瑟夫·戈培尔的宣传报纸《Der Angriff》（《进攻》）发表了一篇特别系列文章：由党卫军军官利奥波德·冯·米尔登斯坦撰写的十二部分旅行记，描述了他与锡安主义官员库尔特·图赫勒一起访问巴勒斯坦的经历。为了宣传这一系列文章，戈培尔在纽伦堡铸造了一枚纪念铜章：一面是大卫之星，铭文为“Ein Nazi fährt nach Palästina”（“一个纳粹前往巴勒斯坦”），另一面是纳粹十字标志，上面写着“Und erzählt davon im Angriff”（“并在《进攻》中讲述此事”）。

这枚铜章捕捉到了一种短暂但令人震惊的现实：纳粹官员和锡安主义领导人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共同利益。纳粹希望德国成为judenrein（无犹太人）；锡安主义者希望为他们未来的国家增加人口。他们的合作，务实且机会主义，在20世纪30年代蓬勃发展。

背景：欧洲民族主义与犹太人排斥

19世纪见证了民族民族主义的兴起——一种认为每个民族（由种族、语言和“血统”定义）应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信念。这是意大利和德国统一的意识形态燃料，也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中民族主义叛乱的动力。

少数群体在新秩序下饱受苦难：

• 罗姆人（吉普赛人）被驱逐，受到刻板印象的攻击，后来成为纳粹灭绝的目标。
• 波兰人在普鲁士受到德意志化，在沙皇俄国受到俄罗斯化的压迫。
• 捷克人、斯洛伐克人、乌克兰人、南斯拉夫人在奥匈帝国受到压迫。
• 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遭到屠杀和种族灭绝。
• 巴斯克人、加泰罗尼亚人、布列塔尼人、科西嘉人在西班牙和法国受到压迫。
• 索布人、丹麦人、芬兰人、波罗的海人在普鲁士或俄国统治下被同化或压迫。

这些群体中的大多数通过争取权利或独立来应对。然而，锡安主义主张，解决犹太人压迫问题的方法不是在欧洲争取平等，而是殖民巴勒斯坦。

反犹主义作为锡安主义的先决条件

反犹主义早在纳粹之前就已广泛存在：

• 德国： 威廉·马尔在1870年代创造了“反犹主义”一词。
• 法国： 德雷福斯事件暴露了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。
• 俄罗斯： 集体迫害（1881-1905年）迫使数十万人流亡。
• 奥地利： 维也纳市长卡尔·卢格以反犹主义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
• 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波兰： 血腥诽谤、配额、集体迫害。

锡安主义者将反犹主义解读为犹太人不属于欧洲的证据。赫茨尔的《Der Judenstaat》（1896年）得出结论：反犹主义永远不会消失，因此犹太人需要自己的国家。

锡安主义与纳粹的交汇

1933年备忘录

1933年6月21日，德国锡安主义联合会（ZVfD）向阿道夫·希特勒提交了一份备忘录。备忘录中写道：

“基于新国家确立的种族原则，我们希望将我们的社区融入整体结构，以便在分配给我们的领域内，我们也能为祖国开展富有成果的活动……因为我们也反对种族混合婚姻，并支持保持犹太群体的纯洁性。”

哈瓦拉协议（1933-1939年）

1933年8月25日，纳粹德国与犹太机构签署了哈瓦拉协议（“转移”）。

• 机制： 德国犹太人将资产存入德国银行；这些资金用于购买出口到巴勒斯坦的德国商品。移民在巴勒斯坦以当地货币获得收益。
• 结果： 在哈瓦拉协议下，约60,000名德国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。
• 影响： 促进了德国出口和锡安主义发展，同时削弱了国际犹太人抵制。

《Der Angriff》与米尔登斯坦-图赫勒之旅

1933年春，锡安主义官员库尔特·图赫勒联系了党卫军军官利奥波德·冯·米尔登斯坦，希望通过纳粹媒体的正面报道促进移民。米尔登斯坦和他的妻子与图赫勒一家一起游历了巴勒斯坦，参观了特拉维夫、集体农场、耶斯列谷、萨费德、希伯伦和耶路撒冷。

这次旅行催生了“Ein Nazi fährt nach Palästina”（“一个纳粹前往巴勒斯坦”）系列文章，发表于1934年9月26日至10月9日的《Der Angriff》。

“Ein Nazi fährt nach Palästina”（1934年）

一个纳粹前往巴勒斯坦并在Der Angriff中讲述此事

每篇文章都附有锡安主义定居点和开拓者的照片。以下是选摘。

第1部分 – Aufbruch nach Erez Israel（9月26日）

“在柏林火车站，年轻犹太人登上火车。他们唱着希伯来歌曲，声音充满乐观。他们喊着告别：Shalom！ ……这是一个出发重建的民族的呼唤。”

第2部分 – Ankunft in Haifa（9月27日）

“在海法港口，阿拉伯搬运工挤在一起，喊叫着，用贪婪的手抢夺行李。相比之下，移民局的犹太官员以秩序和纪律迎接我们，他们的文件准备得一丝不苟。”

第3部分 – Tel Aviv, die jüdische Stadt（9月28日）

“这里只有犹太人居住，这里只有犹太人工作，这里只有犹太人经商、洗澡和跳舞。城市的语言是希伯来语——一种古老的语言，重获新生——但城市本身是现代的、西式的，拥有宽阔的街道和迷人的商店。到处都在建设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。”

“巴勒斯坦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是乐观的、勤奋的、理想主义的，他们决心用自己的汗水建设这片土地——与通常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。”

第4部分 – Die Kibbuzim und das Land（9月29日）

“在集体农场里，每双手都在工作：男人、女人和孩子一样。沼泽地被抽干，果园被种植，谷仓被建造。这里诞生了一种新的犹太人——扎根于土地，亲近土地。”

第5部分 – Ben Shemen und die Jugend（9月30日）

“在Ben Shemen青年殖民地，年轻的开拓者不仅接受教育，还接受劳动训练。他们耕地、照料牲畜，并以纪律行军。他们的眼中闪耀着未来的精神。”

第6部分 – Die Jesreel-Ebene（10月1日）

“在耶斯列谷，我遇到了定居者中的领袖本-古里安。我们周围，曾经是沼泽和荒漠的地方变成了肥沃的农田。这里的定居者集体生活，分享一切，坚信他们正在打造一个新的国家。”

第7部分 – Arabische Düfte（10月2日）

“几位老妇人坐在我对面。年纪最大的已经不戴面纱了，尽管人们希望她们戴上……还有这些肮脏的孩子。巴士摇晃得让人难受。一个小女孩晕车了。阿拉伯的气味早已环绕着我们，现在变得无法忍受。我们也把头伸出窗外。”

第8部分 – Safad und der Norden（10月3日）

“在萨费德，气氛紧张。阿拉伯人抗议英国人，挥舞拳头并喊叫。犹太人在他们的小社区里，躲在看守的门后。这里清楚地表明：阿拉伯人反对进步。”

第9部分 – Hebron und die Vergangenheit（10月4日）

“我们经过了希伯伦被烧毁的犹太区。废墟提醒着1929年的血腥日子，当时阿拉伯暴徒袭击了他们的邻居。被火熏黑的石头，空荡荡的房屋，曾经繁荣的犹太生活之地如今一片寂静。”

第10部分 – Jerusalem und die heiligen Stätten（10月5日）

“在哭墙，犹太人低声祈祷。阿拉伯人经过时嘲笑、喊叫和讥讽，扰乱了他们的虔诚。晚上，我参加了耶路撒冷犹太作家的一次聚会——一个充满对话的沙龙，古老的传统与年轻的复兴相遇。”

第11部分 – Die Zukunft des Landes（10月6日）

“巴勒斯坦有能力再容纳数千人。已经取得的进步显示了当理想主义与劳动结合时可能实现的目标。但英国人犹豫不决，害怕骚乱，而阿拉伯人变得不安。”

第12部分 – Eine Lösung der Judenfrage?（10月9日）

“在巴勒斯坦，犹太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。在这里，犹太人变得富有生产力、创造力，与土地紧密相连。困扰欧洲的问题在以列兹以色列的土壤中得到了治愈。”

从米尔登斯坦到艾希曼

到1935年，阿道夫·艾希曼加入了米尔登斯坦的部门。他研读了赫茨尔的《Der Judenstaat》，学习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，并自称“锡安主义者”——不是出于信念，而是作为推动移民作为“犹太问题”解决方案的手段。

艾维昂、移民失败与激进化

1938年7月，艾维昂会议召集了32个国家讨论犹太难民问题。大多数国家拒绝增加移民配额；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国为10万人提供了土地，尽管最终只有几百人被重新安置。

纳粹宣传得意洋洋：“犹太人待售——无人想要。”锡安主义代表团只关注巴勒斯坦，拒绝其他目的地。移民的失败促使纳粹从驱逐转向灭绝。

艾希曼与哈加纳的接触

1937年，哈加纳特工费维尔·波尔克斯会见了艾希曼和赫伯特·哈根。波尔克斯请求武器和纳粹对英国的支持，将英国描绘为共同敌人。艾希曼和哈根以假身份前往巴勒斯坦，被英国驱逐，并在开罗再次与波尔克斯会面。未达成协议，但这一事件揭示了双方的务实——以及绝望。

过去的阴影

在种族灭绝之前，纳粹政策包括：

• 系统性财产剥夺（犹太财产的雅利安化）。
• 公民身份丧失（纽伦堡法律）。
• 双重法律体系（犹太人对雅利安人）。
• 任意拘留（早期集中营）。

观察者指出，今天以色列/巴勒斯坦的结构性相似之处：土地征用、公民身份拒绝、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的不同法律体系以及行政拘留。

结论：种族民族主义的两面

锡安主义与纳粹主义，尽管结果相反，却共享一个共同框架：两者都是拒绝同化、颂扬分离并以生物学定义身份的民族民族主义项目。

《Der Angriff》的铜章，带有纳粹十字和大卫之星，不仅仅是收藏家的奇珍——它提醒人们，欧洲的反犹主义并未在欧洲解决，而是被输出到巴勒斯坦，巴勒斯坦人成为两种种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设计的“解决方案”的受害者。

参考文献

• 《Der Angriff》（柏林），第226-237期（1934年9月26日-10月9日）。
• 德国锡安主义联合会致阿道夫·希特勒的备忘录，1933年6月21日。
• 哈瓦拉协议，1933年8月25日。
• 艾维昂会议记录，1938年7月。
• 艾希曼证词（耶路撒冷审判，1961年）。
• 雅各布·博阿斯。《一个纳粹前往巴勒斯坦并在Der Angriff中讲述此事》。History Today，1980年。
• 伦尼·布伦纳。《独裁者时代的锡安主义》。伦敦：Croom Helm，1983年。
• 埃德温·布莱克。《转移协议：第三帝国与犹太巴勒斯坦之间契约的戏剧性故事》。纽约：Macmillan，1984年。
• 弗朗西斯·尼科西亚。《第三帝国与巴勒斯坦问题》。奥斯汀：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，1985年。
• 汤姆·塞格夫。《第七百万：以色列人与大屠杀》。纽约：Hill and Wang，1991年。
• 大卫·塞萨拉尼。《艾希曼：他的生活与罪行》。伦敦：Heinemann，2004年。
• 沃尔特·拉克尔。《锡安主义历史》。伦敦：Tauris，2003年[原1972年]。
• 彼得·隆格里希。《大屠杀：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与谋杀》。牛津：OUP，2010年。